我在思科工作的这九年

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，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。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，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。

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。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，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。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，要穿长袖的衣服，呆在阴凉的地方，戴墨镜，涂防晒霜。即便如此，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大片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。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，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。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，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。海浪一层层涌来，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。

我也躺在沙滩上，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。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，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，洒着点点碎光。我脱掉凉鞋，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。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，这股气味儿又勾起我的一些回忆。

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，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。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，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，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，在这个充斥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，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。我有点害怕，害怕自己哪天想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只剩下一片空白。

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，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黑帮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，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。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埋好了，它就不会腐烂。

1998年

邓老板

邓老板人很瘦，戴着眼镜。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。

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邓老板桌上的时候，他笑了，说这是意料中的事。我也笑了。然后他问，要去哪里。

那时我年轻，说去思科。他很惊讶，说思科是干什么的。

那是1998年。

1998年，我27岁，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，月薪2200元人民币左右，如果出差的话，还有每天60元到80元不等的差旅补助。

当时，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。每天，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，惹人注目。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。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合资方的管理人员。

1998年，我27岁，刚刚完成了婚房的装修，计划和女友次年结婚。

1998年8月，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邓老板递交了辞呈。至此，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年。其实，这3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，让我一个一个来，留待以后吧。

老卢

老卢是我进思科的介绍人。

老卢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HP上海分公司的同事，两人有不错的交情。得知我想要找下一家公司时，Vincent找了老卢。老卢把我的简历登记到了Cisco的人材数据库。Cisco在中国一直是通过在职员工推荐寻找新人，如果成功录用，推荐者将得到1500美金的奖励。

当时的老卢，是Cisco上海分公司的电信客户经理，主要负责浙江。

第一次见到老卢，是我在上海on board之后。此人中等身材，平头，圆脸，衣着得体而讲究，言谈内敛而圆熟。我谢他，他笑着说不用谢，第一，Cisco不是因为我推荐你就录用你；第二，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，我要谢你才对。

他说得不错，在成功拿到Cisco的offer之前，我经过了5轮面试。从一开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，到后来的惴惴不安听天由命，Cisco没有让我觉得进来得很容易。